1995年桦甸水灾已经过去21个年头，但时光的荏苒并没有冲淡我心中的记忆。
这年7月31日，报社领导派我和摄影记者闫斌火速赶往桦甸，说辉发河水位急剧上涨，桦甸大堤告急，让我们抓紧前去，一探究竟，酌情报道。来到桦甸大堤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汹涌的河水，河面上不时漂过猪鸡等畜禽，大堤上千军万马正在紧张地装袋运土。当我们到现场时，十里河堤已平均加高了1.5米。我正要把这感人的场面当作题材来采访时，突然传来消息说辉发河下游四闸门处已经决口，河水正在倒灌，桦甸城就要被淹没。要人们停止抢险，急速撤离大坝。随后警报在城市上空响起。我们随撤退的人流向高岗处的西山变电所转移。不久，涛涛的洪水把城区淹没。
河水泛滥、城市被淹，这是个重大事件。我作为报社最先到达现场的文字记者，报道工作的重任，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。于是我抓紧采访，抓紧成稿。不到2个小时就把稿件写了出来。在水灾现场，时任市委常委、市委秘书长蓝春雨审阅后，同意见报。
由于桦甸唯一的传稿工具传真机已被占用，发稿成了问题，经与农村部主任曹国琳联系，决定让送我们来的司机杨国正连夜开车把稿件送给报社。第二天桦甸城区被淹的稿件在江城日报头版头题准时见报。江城日报是最早把这则重大消息传播出去的媒体。
20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，整座城市被淹，所有的人成为了灾民，这在水灾史上是罕见的。有人发问，水灾期间，吉林地区并没有下雨，而是晴空万里，这么多的水是从哪里来的？四闸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？为了满足读者深层次的探究。我采访了在桦甸的水利专家、学者及有关领导，把辉发河水系的流经路线，四闸门的设计和设防标准弄个明白，通过后来的稿件告诉给了读者。
8月1日，启明后的桦甸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汪洋。有些困在水中尚未转移出去的灾民聚集在高层楼房窗口大喊大叫。他们怎么了？有什么需求？应媒体的请求桦甸市安排快艇把我们送到了这部分灾民的家中，在这里我们掀开他们的锅盖、水缸，与他们交谈，了解他们的吃住情况并把各界的关怀转达给他们。解除他们的疑虑。由此，水灾中的记者不仅仅是采访，而且充当起了联络员、调查员的重任，甚至还发挥了心理医生的职能。受水灾中采访的启发，我想到了桦甸市新华书店经理、全国劳动模范马世超，在大堤决口时，是他带领全体员工舍生忘死地往高处搬运图书。硬是在大水到来之前抢救出价值上千万元的图书。在洪水围困中泛舟，我再次来到了书店。马世超仍在书店，并把他的家人也转移到了书店，共同保卫图书。别人往外逃，他却往里迁，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，据此我采写了《水灾淹没的前前后后》一稿。
20多万人的城市，10多万的灾民，分散在各地。他们吃得怎样？住得如何？这是个大问题。对此，我乘坐时任副市长肖荣的指挥车并和他一起巡查了八道河子、横道河子、榆木桥子等非灾乡镇。在这些地方我看到、听到了许多安置、照顾灾民的好做法、好经验，我把这些整理成稿，发表出去，给各乡镇的安置工作提供了以资借鉴的资料。
4天后大水消退了，救灾工作的重点随之转到了防疫消杀、城市功能恢复等项工作上。于是我穿梭于卫生、电业、自来水、电讯等部门采访，写出了相应的稿件。
在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、交通部部长黄振东、水利部部长钮茂生、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姜莉来桦期间，我均作了跟进报道。
桦甸洪灾作为突发事件，采访条件是艰苦的。大堤决口后我和闫斌随灾民们一道向高处的西山避险，晚上睡在西山变电所的走廊里，铺的盖的都是稻草，喝的是自来水。写稿是趴在汽车盖、窗台上完成。但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，最难受的是采访对象的误解，由于几天没刮胡子我变得蓬头垢面，形象不佳，当时不认识我的桦甸市市长闫中和竟把我当成了灾民。面对我的采访问话他表情愕然，还是旁边吉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告诉他我的身份，帮我解了围。后来闫市长碰见报社总编时，提到当时对我的误会。
在桦甸灾区我共呆了13天，写出长短稿件13篇，为水灾报道尽了一份力量，也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把抗洪模范的荣誉给了我。
桦甸水灾报道是我记者生涯的重要经历，是对我的工作考验。在这13天里，我深入抗洪前线，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，心中荡漾的是身为一名记者的使命与光荣，是身为党员的责任与信念。21年后的今天再想起，内心的激荡一丝未减，沸腾的血依然向往着那光明与黑暗交织的13天。
姜延群 作者系江城日报社农村部原记者)